历史学进步、新陈代谢的动力，是学科自身强大而主动的反省、修复能力，是开放包容和兼妆并蓄的学术精神。随着新材料、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历史学得以不断地进发出新的活力。历史学发生的“数字转向”，便是已知的诸多新变化之一。
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建立了一整套较为严格鳞密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职业规范。仅以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为例，史料的范围从一般的档案、文献、典籍等，逐渐拓展到考吉、图像、数据、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来，历史资料的数字化与数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现，成为历史学“教字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先看传统史料的数字转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质和载体之间的转换，如由口还传统向文字书写的过渡，直接帝来了传统史学的诞生；再如碑刻铭文的拓印，文稿的誉写、抄录与印利，还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缩胶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研究的进步。现代教码技术的发展，使得文件的存储、携带、阅读、检索和传播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单就史料本身而论，传统史料数字化使得历史研究者有可能尽量多地获取、占有和运用史料，并且全面细致地掌握相关的研究状况。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类自然的阅读能力，这是之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想象的新问题。于是，文本、敏据库和网络范围内的电子检索，成为今天每一个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进一步，就出现了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统计学等方法的“数据挖据”，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大教据”模型分析。
再来看原生的敦字史料，也就是运用数码技术直接制造产生的各类电子丈档、信息和记录。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到一个“数码”的时代，对于未来将要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获取这个时代里大量以教字形式出现并存在的历史资料。例如，进行历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档案资料来挖据把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轨迹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记和书信等文本建构其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踪人物的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从他人的观察、记录、回忆和评论里还原并率满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这一路径，在未来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史料中，也会有大量的电子邮件、数码通信信息、社交网络记录等。况且电子信息缺乏实体的物理存在，更为隐秘、难以查找，也易被破坏、慕改和散铁。这些情况，对于仍然按照现有学术训练模式培养的研究者来说，恐怕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一些对未来史学发展的展望中，常常会提到“数字考古”“教字考证”等概念，这些或许都将成为未未历史学家们的学术基本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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