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蓉城名校联盟2024届高三下学期第二次联考试题语文Word版含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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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4届高三第二次联考语 文注意事项:1答题前,考生务必在答题卡上将自己的姓名、座位号和考籍号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填写清楚,考生考试条形码由监考老师粘贴在答题卡上的“贴条形码区”。2选择题使用2B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对应题目标号的位置上,如需改动,用橡皮擦擦干净后再填涂其它答案;非选择题用0.5毫米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的对应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答题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上、试卷上答题无效。3考试结束后由监考老师将答题卡收回。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中国古代既有“诗能穷人”之说,又有“诗能达人”之说;既有“穷而后工”之说,也

2、有“达而后工”之说。但是前者成为流行的说法,而后者则少为人所接受。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诗人薄命化”倾向。重视诗赋等文学创作是中国古代的社会风尚,“雅好文章”和提拔文章之士是君主的雅趣。汉书中记载西汉枚乘、司马相如都因善赋而见用,后汉书也记载东汉班固因两都赋名闻天下。隋代李谔上书隋高祖明确指出,诗歌已经成为“朝廷据兹擢士”的“禄利之路”。自从唐代实施科举制度,诗歌便成为下层士子改变命运的途径,真正成为对所有读书人开放的“禄利之路”。在中国古代,诗歌是当时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能诗是一种荣誉,文章之士通过考试能获得担任官员的资格。故“诗能达人”在中国古代也具有某种程度的

3、真实性。古代诗人遭受厄运的毕竟是少数,而纯粹由于写诗的原因而遭受厄运的诗人,更是少之又少。诗人薄命并不是普遍的事实,“诗能达人”与“诗能穷人”同时构成事实的整体。如果我们超越表面现象,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人薄命”之说其实是一种有选择性的集体认同:在“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中,选择了“诗能穷人”;在“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中,选择了“穷而后工”。虽然“诗能达人”也具有某种真实性与合理性,但这种理论大多仅是对世俗社会现象的总结,没有更深邃、更崇高的传统诗学理想与价值观来支撑,有时还流露出某种世俗功利色彩。而“诗能穷人”或“穷而后工”反映的是一种超越世俗、追慕崇高的诗学理想。历史之所以

4、做出这种选择,固然与中国古代经典诗歌多为“穷苦之言”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潜藏的中国古代诗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中国诗学始终强调和重视诗人的社会责任,“失志”诗人不得已就把用世之志寄寓于诗文。诗人在对人生悲剧、忧患愁苦的体认、接受和抒发之中,更多地体现了对道的坚守和追求,因而其心灵深处充满了以道自任、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与悲剧性的崇高感。所以,诗人表达的生老病死与穷愁哀伤可以超越个人的际遇,与人类的普遍情感相通,从而能超越时代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穷而后工”的“工”,绝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成就,更因为它具有深刻人文主义情怀与理想。在集体认同“滤光镜”的作用下,“诗人薄命”的现象非常明晰地凸现出来了,而不

5、符合集体认同的大量事实则被遮蔽了。它可以使人“明察秋毫”,也可以使人“不见舆薪”。“诗人多薄命”并不是对于所有诗人命运的准确总结,而是一种想必如此、理应如此的期待与想象。比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发愤著书”之说,认为历史上许多名著周易春秋诗经国语吕氏春秋离骚都是作者遭受不幸的产物,但司马迁所举例证却多与史记所载不符。如太史公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而史记卷85则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则吕氏春秋明显是在“不韦迁蜀”之前,是得志时所作。“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基本上也是想象之词,至少有

6、以偏概全之嫌。作为历史文体的史记,所载是更为真实的历史;而太史公自序文体上属于子论,要表达的是作者的思想观念,虚构和改造正是子论文体常用的修辞手法。司马迁处于“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的语境,为了强调作者的遭遇与写作的关系,从而把著述的时间、地点和原因都做了改动,而这些被改造过的史实后来又成为集体认同的基础。集体认同的“滤光镜”也引导着读者对批评理论的解读。这里以古人对韩愈的经典理论“不平则鸣”的理解为例。韩愈送孟东野序开宗明义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在文学批评研究中,人们也往往以“不平则鸣”来阐释诗人作家的不幸遭遇和痛苦生活对于创作的积极作用,并且把它与“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作为同一理论源流。假如把“不平则鸣”单纯解释为对于不公平事情的愤慨,则送孟东野序中出现了大量难以解释甚至矛盾之处。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韩愈既说“物不得其平则鸣”,而文中却以唐虞时代的皋陶、大禹、殷代的伊尹、周代的周公等为“善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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